文/地中海螃蟹
策划：书本编辑部
利用不对等的身份地位实施性侵、事发后以谈恋爱的名义辩驳。除了鲍毓明性侵养女案，我们可以在绝大多数熟人性侵事件里找到这两种元素。18年，钮承泽新片《跑马》开拍，这名女下属进组开工。出乎意料，一向脾气暴躁的钮承泽对她关怀备至。11月下旬，钮承泽以身心状况不佳为由取消了剧组会议，但却发消息让受害者的上司到自己住处聊天，并且特意提到可以带受害人一起来。
这不是单独邀约，于是受害人赴了约。当时屋里还有其他人在。但很快，其他人陆续离开，只留下钮承泽、受害人和那位上司。再过了一些时候，受害人上司也因为宿醉想回家，钮承泽让对方安心先走，并强调自己“很尊重女性”。
出于对钮承泽心理状况的担忧，受害者没有随上司离开，一开始两人也只是聊天。但很快，钮承泽就开始靠近，并对受害人下手。
他先是靠近、抚摸受害者的头和肩膀，然后将她扑倒在沙发上，强行狂吻、脱衣服，据受害人表示，过程极度粗暴。而据受害者友人叙述，钮承泽虽然征服欲强烈，但因为无法勃起，最后只能靠手指草草了事……
“不能人事”成了媒体的噱头，但案发时，钮承泽已经52岁了。早在学生时期，钮承泽就跟同学比赛过看谁强吻女同学多，也混过社会，《艋舺》就是他献给自己混混朋友的作品……
在不能人事的年纪发生这样的事儿，对他来说并不稀奇。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品堪忧的人，除了在案发时轰动全台湾，一年多后才宣判的官司结果也能在疫情期间抢一波热度。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艋舺》让台湾电影似乎看到了回光，更是因为国光艺校毕业的他师承侯孝贤，童星出道的钮承泽亲身经历了台湾电影的起落兴衰。
2018年3月29日，一名台湾交换生在美国被捕。因为他对同学说“5月1日别来学校，因为我要开枪”。这件事在台湾引起轰动，因为讲出这句恐怖性质话的交换生，是台湾艺人狄莺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12月10日孙安佐，在被拘留8个月后，孙安佐被遣返回台湾，终身不得踏入美国境内。返台当日，他的母亲狄莺去机场接机，被媒体、警方人员和围观群众组成的人墙围挡着压根进不去，只能奋力挤来挤去。据说，为了儿子的事儿，孙鹏狄莺两口子停工八个月，还要请最好的律师打官司捞孩子，几个月前就传出他们急售内湖和北投的独栋别墅来变现筹款的消息。孙鹏与狄莺这边自顾不暇，他们的国安老同学钮承泽也深陷漩涡。几天前，台湾联合新闻网爆出钮承泽性侵女工作人员的消息。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拍摄自己的最新电影《跑马》。而受害女性就是《跑马》剧组的工作人员，受到侵犯时，这位受害人正处于生理期。事后，女子连夜辞职，并在友人的陪同下去报警验伤。面对哗然舆论，钮承泽解释两人是恋人关系，但遭对方聊天记录打脸。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因为钮承泽不认罪还归责于女方没有拒绝，法院认为“不宜轻纵”，最终法院一审以“强制性交罪”判了4年，并向受害女性支付了“七位数”的调解金。孙鹏和钮承泽，这两位晚节不保的台湾老前辈，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国光校友。与中戏、北影的毕业生靠自己的知名度为母校争光不同，国光艺校的出圈，完全就是靠钮承泽为主的国光帮，在公众面前揭露各自在国光的奇葩学生生涯。《康熙来了》曾经做过国光帮的专访，钮承泽直言，在国光上课，就是喝酒划拳。他说他读书时跟孙鹏比赛，把学妹带到厕所里去亲。孙鹏，也曾是校园一霸，甚至自曝掀过女老师的裙子。物化女性，是国光的传统。据另一位国光同学张世回忆，当时国光一期只招十几个男生，而女生则有45个。“平均一个男生可以分配三个女生”。但同时，国光拥有台湾最好的硬件资源，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每个教室都有冷气，有最好的音像和录像设备，上课有沙发，有学生抽屉”。而且跟其他艺校不一样，国光是公立的，读书不要钱，学生女多男少而且还有机会出道做演员，对当时台湾年轻人诱惑力很大，基本上是报名几万人才录十几个。张世进入国光是被父亲送进去的。他爸爸是个军人，出身黄埔军校，1950年到台湾出任“空军训练中心”主任，后以少将退役，离世后的告别式是有“覆旗荣典”的。但在国光，张世很明白，只有跟混混同学一起玩才能得到出头的机会。“其实在当年，我的疯狂也是很清醒的，我会跟他们一起玩，一起闹。但我很明白自己是要干什么，我是军人的小孩，而其他人在影视圈都很有关系，我只有跟他们玩在一起，才可能得到机会。像《风柜来的人》就是钮承泽推荐我去演的。“除了《风柜来的人》，让钮承泽一举成名的《小毕的故事》，其实也带上了自己的同学张世和孙鹏。1989年，《香蕉天堂》让23岁的张世拿下当年金马最佳男配角——这部电影的男主演正是钮承泽。至于钮承泽，从来人缘都不好，爱抢人女朋友，即使在学生时期给同学介绍资源，但国光帮里的庹宗华、孙鹏、张世跟他关系都不好，也从来没人请他参加同学会。他出了名的脾气不好，跟他合作过的演员基本上都吐槽过他爱乱发脾气，在片场疯起来连自己都打。陈意涵说被吓死，阮经天说“温和就不是钮承泽”。《军中乐园》的工作人员爆料说他拍片有个“小天使制度”，要专门安排一个好看的女生坐在他旁边，帮他做场记该做的杂事，同时还要倒酒服侍、安抚其易燃易爆炸的情绪。但这个人品存疑的导演，确实是国光帮的核心人物，几位同学早年的资源，几乎都由他一手牵线。原因就在于：钮承泽是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见证者，作为侯孝贤的御用演员，16、17岁的年纪，就出演了《小毕的故事》《风柜来的人》等重要影片。台湾电影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是一部政治史。1949年以来,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戒严令"实施期间,台湾电影大多是些政宣意味浓重的影片,此时的台湾电影更像是当局政宣下的附庸。在"戒严令"时期的最后五年，台湾发起了新电影运动。
“台湾新电影——香港鲜浪潮”学术分享会访谈
70年代末, “美台”断交, 岛内人心动荡, 台湾民众已不再信任政府, 政宣片自然遭到排斥。《大湖英烈》耗资四千万元，卖座不到五百万元，而另外一部耗资五千万、宣称要囊括金马奖的《苦恋》惨败，连广告费都没收回……随着一系列政宣片在票房上的惨败导致“中影”的财政亏空, 于是, 中影为了重振旗鼓, 不得不启用一批新人走进创作团队, 其中吴念真和小野是第一批进入“中影”的新人。1982年, 杨德昌、张毅、柯一正、陶德辰共同执导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 通过从童年到少年到青葱再到中年这四个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表现了人的成长, 以及成长过程中必须面临的烦恼, 反映了台湾社会几十年的变迁。这部电影拉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在体制上，起用年轻导演，突破了中影用人成规：低成本拍摄减少商业回收的压力来换取创作的自由。继《光阴的故事》之后, 1983年, 侯孝贤、曾壮祥、万仁一起执导了《儿子的大玩偶》, 该片与前辈胡金铨等人执导的《大轮回》同年上映, 但是《大轮回》反应一般, 《儿子的大玩偶》却十分卖座。《儿子的大玩偶》由三段不同的影片构成, 其中第三段故事《苹果的滋味》因其明显的政治隐喻意味, 在社会中引发了“削苹果事件”, 因为在影片中出现了台湾人在面对美国人时卑躬屈膝的卑微心态, 使台湾当局感到极为不满, 于是要求删除这一片段。最终台湾当局还是没有敌过社会舆论, 电影仍然以原片上映。电影创作者敢于公开和政府进行对抗, 台湾电影开始走向创作自由。1983年，中影启用了很多新导演拍摄影片，形式与立意也越发不同。陈厚坤指导、钮承泽主演的《小毕的故事》上映，36岁的杨德昌也在这一年，厚积薄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电影《海滩的一天》，轰动一时。这一年被称为台湾新电影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台湾新电影越发倾向个人化、艺术化的表达,主流电影圈开始歧视商业电影。但因为不注重电的宣传和推广，这些个人化作品在票房上接连惨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新电影的成就极其微弱, 1982年-1986年, 新电影生产了58部, 只占台湾全部影片产量的14%, 产量非常低。商业与艺术的矛盾在1985年集中爆发。当年金马奖提名名单公布时, 台湾媒体界发起了一场论战, 主要针对新电影, 有两个主题, 一是“艺术与商业的矛盾”, 一是“新电影的个人崇拜”。在金马奖大会上, 新旧两派影评势力公开对峙, 形成了“拥侯派”和“倒侯派”。这个“侯”，就是侯孝贤。作为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侯孝贤承担了台湾电影因新电影运动走向商业衰落的责任。但很快，他就像世人证明了艺术片也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1987年, 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终于废除, 台湾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两年后年侯孝贤拍摄了电影《悲情城市》。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黑道家族, 在经历了台湾光复, “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后, 整个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拍《悲情城市》时，梁朝伟这边的片酬，由监制兼投资人詹宏志来谈：“跟梁朝伟的经纪人谈他的档期、时间、拍片所需要的所有安排，细到什么程度？连一天要洗几件衣服合同上都写清楚。侯孝贤的强项在电影本体方面，他的表演也是一流的，可以教每个艺人怎么演戏，我的工作则是外围的，设法保护投资人手不要伸进创作的地方，这是我的强项。”这部电影获得了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也成为投资人詹宏志赚得最多的一部电影。1989年10月，《悲情城市》在台湾上映，由于在此之前，它在威尼斯电影节夺得金狮奖，因此大批观众走进影院想一睹影片真容。
两个月后，《悲情城市》以3491万新台币的票房伪位列台湾华语电影票房第二名。
可是绝大多数观众都没撑到影片放映结束就提早离开了，谁都没料到这部电影会那么沉闷。侯孝贤的老搭档吴念真后来回忆说：“他们因为得奖所以来看，看了又看不懂，抱怨怎么那么差。”观众觉得闷，却不妨碍侯孝贤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导演。《悲情城市》的商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讲出了之前无人讲过的“二二八事件”,在时间的洪流中, 个人的悲痛和时代的悲痛是相通的。该片过后，强加在台湾电影上的政治因素也逐渐消失。但从《悲情城市》起，台湾电影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因为它开了一个艺术片赚钱的新模式，国际拿奖、海外卖片，电影还没上映，成本就已经回收了过来。台湾本土的商业电影愈发不受青睐。
为了刺激电影市场， 1989年, 台湾当局设立了台湾电影辅导金。李安在辅导金的资助下拍出了“父亲三部曲”, 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等都是在辅导金的资助下拍摄的。但是正因为这些新导演没有了经济忧虑, 开始没有顾忌地大走艺术道路, 本地电影市场无法得到电影人的青睐, 于是台湾电影滑向了一个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支持参加国际影展的艺术电影, 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台湾电影获得海外认同。于是, 商业电影无法得到电影辅导金的帮助, 也得不到台湾当局的青睐。自新电影运动开始以来, 整个台湾电影界都轻视商业电影, 但是艺术电影不能带给台湾电影界票房的保证, 无法促进台湾电影工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 台湾电影界唯一一个始终坚持商业化道路的只有朱延平。朱延平自担任导演以来, 电影票房始终居于前列。但是, 在电影评论界, 朱延平始终被批判为低级, 得不到认可。在好莱坞的冲击下， 陷入纯艺术泥沼的台湾电影最终走向衰落。1994年，内地导演黄建新拍摄《五魁》，找到了台湾演员张世。这部影片让张世提名了金马最佳男主，还拿到了荷兰鹿特丹影展观众票选最佳男主角。早早就北上内地的张世相继拍摄了《风月》、《汉武大帝》、《粉红女郎》、《神话》等作品，有了自己的资源，重心也不在台湾，张世逐渐脱离了国光帮，最后出家。新电影浪潮过去后，童星出道的钮承泽发展并不顺利。也曾北上，在徐峥那版的《春光灿烂猪八戒》里跑龙套。直到转战幕后，成为导演。
钮承泽饰演北海龙王
在拍《军中乐园》的时候，他带着该片摄影师、姚晨老公曹郁以“冒名”的方式偷偷进入海军基地勘景，被判刑。后来法院判他缓刑两年，要履行60小时义务劳动，台北地检署点名叫他拍修复式司法微电影来抵消处罚。在《军中乐园》前两年，他召集一众大牌执导的影片《爱》在内地上映。同《艋舺》一样，这部电影力捧台湾小生阮经天、赵又廷，彭于晏也在片中打了个酱油。遗憾的是，离开了台湾本土，该片并没有获得多少人注意。唯一被拿出来说的，就是钮承泽本人涉嫌在拍摄时吃舒淇豆腐。如今阮经天和赵又廷早已不复当年的流量，彭于晏却靠着出演林超贤、姜文等大导演的作品，保持着自己的咖位。2015年，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公映。全剧耗资约4亿5千万台币，一半资金来自大陆。无论艺术片还是商业片，都离不开资金的扶持。台湾当局的辅导金在新电影后圆了李安们的艺术梦，而当资金的来源发生变化后，台湾的电影人们又该何去何从？当我们在谈论台湾电影的时候，似乎在谈论台湾。
作者：地中海螃蟹（胖孩）